中国通史大纲》是当代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李先生创作的一部中国通史巨著。它始于古老传说的时代，止于近代辛亥革命的巨变，记录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变迁。

作者独特地将中国历史分为六个时期:中国文化的形成、创造与发展、新陈代谢、定型、发展与衰落。作者以司马迁典雅凝练的文笔，详细记述了几千年的历史事件，虽是历史大纲，却“简洁贴切”。

对于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作者可以从独特的角度阐述新颖的观点。比如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大禹治水对中华文明的重要性；到了汉末，学者们只知道有家人、朋友、老师、学生，以此来探究东汉末年分裂格局形成的时代因素。从北魏孝文帝的教养背景，探究他实行“中国化”的原因；明末清初，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断中找到了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此外，对于一些看似确凿的“史实”，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王莽篡汉、五大野花、修建大运河等，他都是基于详实的史料，做出了可能更符合历史情况的分析判断。等等，来突出他独特的思辨史观、崇高的历史格局和浓厚的文化情怀，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学会思考，品味历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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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学过历史的文科生，我对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东西并不陌生。尽管如此，当读到李教授的《中国历史大纲》时，我仍感到十分新鲜和惊喜。

李在他的序言中说，他希望写一本“大多数人能读并愿意读下去的中国历史书”。他做到了。

20岁时师从钱穆、陈寅恪、张荫麟等名师。27岁时跟随国际关系学者韦伯斯特学习西方史书。李对西方史书的通俗易懂印象深刻，所以他准备了30多年。年近70的他，在开始写《中国历史大纲》的时候，尽一切努力“让大家容易理解”。

他使用的语言简洁，有一种优雅的质感；叙述历史的方式颇像司马迁，精炼而犀利。往往只用几百字来勾勒一个朝代几百年的兴衰，或者生动地表现一个历史人物几十年的生活和他复杂的性格。这样，即使是再熟悉的历史，通过他的叙述，也变得独一无二。

《中国历史大纲》不同于其他中国通史书籍频繁使用的几卷本，它有一个适当的长度，使读者能够“迅速而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历史”。虽然是历史大纲，但“简洁恰当”，内容详实。

冯友兰曾说，“小史家不是大书的删节，而是人名、流派的罗列。就像画一幅画。在一个小场景里，是自给自足的。”“历史大纲”不是事件和人物的简单罗列。在有限的篇幅里，详细讲述了几千年的历史，这就需要作者运用历史学家的智慧进行严格的选择和取舍。李承认，他一直在思考一个人或一件东西应该放在哪里，甚至在打麻将的时候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虽然是个笑话，但可见其努力程度。

“大多数人都能读”，通俗又好看；如果你愿意继续读下去，你必须有独特的见解，让读者印象深刻。《中国历史大纲》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就是全书各处的独到见解: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两回事，秦始皇“坑方士魔术师，不坑儒生”；六国的民族主义和复国主义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王莽是顺应民意而不是篡汉即位的；引起隋人反叛的不是大运河的修建，而是杨迪三征高句丽的失败。北宋末年，耗尽宋朝人力财力的是西夏，而不是辽。《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找文健皇帝，而是为了找联盟对抗强大的帖木儿帝国；清代朴学的兴起不是因为文字狱，而是受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李没有为了吸引眼球而哗众取宠，也没有借用西方的一些最新理论来做一个看似新颖却牵强附会的分析。但他没有被框框和模子束缚，掀开了人为的盖子，用挑剔的眼光审视历史事件，所以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他以独特的角度，发表了别人未能发表的评论，在常见的地方看到了高超的技巧。比如从洪水对世界各民族的挑战，谈大禹的地位，从西罗马帝国蛮族的覆灭，谈梁武帝大破匈奴的意义。坚持大格局的历史观，历史事件的意义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就会完全不同。

客观理性是《中国历史大纲》的写作特点。他写的《中国历史大纲》是客观的，可敬的，令人钦佩的。他尊重公正，即使在讨论中外事务时，也不会因为国家立场而发表狂妄言论。夸他总是分析人和事的无数枝叶，抓住重点，兼顾方方面面，不像别人顾此失彼。

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人物的性格和行为是复杂多变的。当别人纠结于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是37%还是46%，用“好”与“坏”这样的道德概念来做一个简单的评价时，李只是客观理性地分析了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影响波及。比起偏颇的论调，更重要的是展现历史的全貌。

李的文字是丰富而温暖的。他不仅写朝代更替、制度变迁，也写百姓生活。他说殷(商)人有吃狗肉的习惯，祭祀仪式上一般都有狗；也有说唐朝的人生活奢侈，一顿婚宴，“一举一动”。

有人说李写《中国历史大纲》是用一颗经验丰富的心，这真是一个精辟的理论。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他对历史的认知自有特色。比如从人性的角度，他对后汉外戚与宦官权力斗争的深刻分析，令人印象深刻。“外戚虽精于此道，但有士大夫背景，排斥异己，不遗余力。但是，他们对舆论还是略有忌惮的。”“宦官的来源，无非是罪犯和穷人，或者是丧失了道德和操守，无法在家中栖身的无赖。本来他们很少陶冶士大夫的节操。他们不在乎舆论，但是他们反对。结果可想而知。”通过他犀利的分析，我们了解了人性，深化了历史。

读《中国历史大纲》培养和锻炼看历史、想历史的思维，比如因果思维、现场思维、本质思维等等。不是历史上支离破碎的事件和人物，而是因果传承的积累。吕后是文景统治的创始人，北魏近百年的均田制为隋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只有从历史场景的角度出发，才能接近历史真相。如果了解一下西汉人对“五德终始”的信仰，就可以认识到王莽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当时的民意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汉武帝以布衣为丞相，不是因为他出类拔萃、才华横溢，而是因为他不满丞相独霸天下的政治传统...不知不觉中，你对历史有了更深的理解，你的历史观也比别人更睿智。

最后，关于如何阅读《中国历史大纲》，我有两个小建议。第一，不容易读得太快。如果你读得太快，只会看到熟悉的历史，却错过作者散落各处的真知灼见。第二，就像好曲子有前奏一样，《中国历史大纲》也有几章。心急的读者可以从第五章:华人世界的建立开始阅读，直接体验更精彩的东西。
作者简介...

李(1919-2002)出生于重庆铜梁。台湾省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台湾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省政治大学历史系知名教授，从事中国史研究40余年，专攻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史。

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与社会系，师从钱穆、陈、、邵洵铮等名师。毕业后经钱穆先生推荐，在成都华西联合大学哲学史系任研究助理。

1946年进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师从国际关系史著名学者韦伯斯特(韦伯斯特曾指导费正清确定中国近代史研究方向)。求学期间，他从伦敦、巴黎和罗马教廷的书籍和档案中寻找史料，这为他日后研究中国近代史奠定了独特的基础。

1953年对150多万字的《中国近代史》手稿进行整理，提炼要点，以历史论述的精辟方式揭示多年的历史研究经验，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一书。这本书受到历史学家的高度重视，其英文版于1970年出版。

1955年成为台湾省立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为了保存前人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成果，他与著名学者包尊鹏、吴相湘主编了《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两卷十八卷。

1956年获得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奖学金，赴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指导该校博士生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开始关注近代中美外交史。

1960年，《中美外交史》(第一卷)出版。

1963年，应钱穆先生之邀，赴香港任教。他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历史系主任。1966年至1968年，他还担任文学院院长。他与严耕望、全汉生、牟润孙、罗祥林等著名学者一起，开创了香港史学界的崭新局面。

1969年后定居加拿大。1971年至1972年，他到杜鲁门总统图书馆阅读中美外交档案。

1976年，他受聘于程池大学历史研究所，回到台湾省任教。

1978年，《中美早期外交史》修订出版。

1986年，从构思到完成历时30余年的《中国历史大纲》出版。

中华史纲：从传说时代到辛亥革命-李定一.pdf